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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2048年寂静的海洋

发布日期:2019-10-10 00:25   来源:未知   阅读:

  当今社会,地球上各种资源都面临过度消耗的危机,海洋中的鱼群也难逃捕鱼业的天罗地网。然而,我们如何做到在满足当代人对海鲜需求的同时,保证后代不会只在历史书上看到鱼群呢?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由英国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教授于1968年首次在《公地悲剧》一文中提出。“公地悲剧”概括了由于公共资源的拥有者没有权力阻止其他人对资源进行过度使用所导致的负面社会行为。

  其中,每个当事人即使明知道事态的结果,却依然对阻止事态的发展感到无能为力,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了对公共资源的消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小经济书籍在谈论起这一话题时大都心有灵犀地选取了一个例子——被过度捕捞的渔场。

  由于每个人都可以注册钓鱼执照并利用海洋这一公共资源进行捕鱼,而每个人又不能限制其他人捕鱼的数量,有限的鱼群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消耗中已经面临极大的危机。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渔业增长了5倍。地球上80%的鱼群已经被完全开发,或是在遭受过度捕捞,亦或已经步入衰竭。

  The World Counts甚至给出了海鲜消失的具体日期: 2048年。 这一出海上演绎的悲剧似乎早已传遍世界而一发不可收拾。

  出自The World Counts官网大标题,标注着海鲜将在28年左右之后消失,浏览者可以看到一分一秒的流逝

  可事实线个国际非营利组织正自发确保着安全可持续的海鲜供给和渔业发展,他们有的侧重提高渔民的教育和知识水平(e.g. FIS),有的在渔民、政府机构、和有关公民之间建立合作来恢复水生栖息地(e.g. IFR),还有的致力于海鲜的质量保证和数量限制(e.g. MSC)。

  2020年的第八次世界渔业大会将召集1500余名各界代表讨论新一轮的可持续渔业前景。自1992年开始每年仅三文鱼鱼苗就有5亿条被放入北太平洋。实际上,庞大的渔业已经在抵达顶峰后开始降低产量,随之而来的是逐步恢复精力的鱼群,其中可持续渔业的出现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可持续渔业是可持续发展策略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那么可持续渔业便是“既能满足当代人对海鲜生物消费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海鲜生物的需求构成危害的捕鱼方式”,换句话说也就是保证鱼群的数量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根据公地悲剧的定义来看,为了阻止这一“海上悲剧”,要么是对公共资源进行权限界定,要么是让拥有者感到不那么“无能为力”;可持续渔业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两点。

  政府干预是目前为止最常见的权限界定手段。“在自由市场无法有效分配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适当进行干预来为社会创造最优状况”,这是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章提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美国早在1980年代就立法(Magnuson-StevensAct)对捕鱼执照收税,限制可捕捉鱼类的长度和大小,并要求捕鱼人放生过小的收获品,直接促进了近十年以加州为首的美国西海岸渔业状况的改良。

  中国已经4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强调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并施行对捕捞许可证的严格管控(不得转让,买卖,伪造等)。欧亚大多数捕鱼船队都在政府的资助政策下进行远洋捕捞避免过度消耗近岸的鱼群,比如我国规定远洋捕捞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政府管理的优势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和强制性实行的权威性,可它也有显著的弊端。首先,单单依靠政府干预彻底恢复对于海洋公共资源的创伤十分困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或许每年过度捕捞对鱼群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大,但累积起来的数字却惊人眼球: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已经从1974年的90%下降到2015年的66.9%,即使该数据平均每年相较去年只下降0.56%。政府在面临如此庞大的问题面前,往往只能保证接下来每一年捕捞数量的减少,而要想彻底恢复过度捕捞的危害,恐怕时间维度太长。

  其次,捕鱼监管极为困难。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农粮组织2008年的报告,全球每年非法捕捞的损失估计在150亿左右,相当于1100万至2600万吨的非法捕鱼。政府机构难以短时间内织起致密的天罗地网防止各地的非法捕捞活动。

  政府管治在解决渔业问题中不是万能的。除此之外,与日俱增的公众保护意识则会帮助鱼群的数量更稳定地恢复。那么是什么改变让人们更愿意去保护渔业呢?原因有二。

  第一,非营利组织的出现让过度捕捞这一话题更高频率地进入公众视野,组织的存在本身也正是在鼓励公众为可持续渔业出一份力。以2010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荷兰可持续协会(IDH)创立的ASC(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为例,这一组织通过与科学家,保护团体,水产养殖生产者,海鲜加工商和零售公司的合作促进了海上牧场的发展,包括牧场技术,饲料原料的挑选,工人权利的保护等等。公众在了解到这类组织的工作后,不仅会更好地意识到过度捕捞的危害,也会对解决问题抱有信心。

  最重要的是,该组织最大的宣传语是“你能做什么”(what you can do):每位浏览者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可持续渔业当中,无论是公开投票支持组织,或是参与旗舰项目,亦或是当志愿工人,再或者是指定ASC认证海鲜进行购买。普通公民在ASC的联合下突破了“无能为力”感,阻止了公地悲剧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透明化让渔民更好地了解了过度捕捞的危害以及鱼群和周围船只的状况,而他们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自然而然地避免了集中捕捞,有意无意间保护了环境。过去,在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移动设备不发达的情况下,渔民和公司只在乎自己眼前的商业利益而未曾考虑过度捕捞在长远时期内对自身利益的损害。

  近20年来,信息传播的速度以每年增加66%的速率快速增长,更多的捕鱼业人员通过各类信息渠道认识到了公地悲剧对于每一位当事人的永久性损害;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失,捕捞和维持鱼群的平衡变得越来越重要。

  定位系统的发展促进了这一现象:VMS(Vessel Monitoring System)追踪系统能够通过卫星实时判断鱼群的位置,速度,大小,和种类;AIS(AutomaticIdentification System)能及时通知船只沿海地区近岸鱼群的分布;船只上配备的渔船声纳系统能使得渔船避免误捕稀有鱼类,理性的捕鱼船队会根据所有可得的信息与其他船只分散开来,同时自发进行可持续的捕捞活动。

  出自2017年OECD在GGSD论坛上列举的现代渔业科技,VMS和AIS首当其冲

  全人类确实面对着过去数十年来过度捕鱼的危害,也充分认知到政府管理的局限性和尚存的科技进步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鱼类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正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获得关注,走出悲剧。或许几十年之后,曼昆将不得不为自己的《经济学原理》第十章寻找新的案例了。

  我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关于亚马孙雨林大火和巴西政治,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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